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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山:英国殖民地扩张与海权控制模式Z.2017.10

新闻来源:中国船检    浏览量:1124 贾大山 2017-11-28
        四面环海的英国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一样,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追求财富和传播宗教的驱动,海洋隔绝使其免于陆上大国的威胁,更能集中力量拓展航海和海权,这是面临陆上强国(法国)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航海大发现带来的巨大财富,推动英国加入航海探险的大潮,虽未能取得像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的重大发现,但也给英国带来巨大财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宗教变革、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创新、技术进步和先进的造船技术为其航海战略的成功提供良好的支撑,特别是以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牛顿和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一代巨匠们在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辉煌成就,造就了其文化、科技和制度优势,建立君主立宪制,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长;这些成就和世界发展环境的变化,促使其摒弃了殖民地掠夺、奴隶贩卖的残酷模式,站在全球治理体系和价值观道德制高点,从参与奴隶贩卖过渡到废弃并打击贩卖奴隶,从重商主义过渡自由贸易,逐步形成了殖民地扩张与海权控制模式,对世界掠夺和压榨更加隐蔽,也取得了远大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海上成就,成为持续200多年的海上霸主和“日不落帝国” 。
        海洋意识与航海成就
        英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部,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狭窄的陆地和海岛特征,使英国意识到海洋对其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致力于航海发展和海上贸易。英国采用葡萄牙、西班牙相似的政策支持航海家进行了海上探险,寻找未发现的陆地,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约翰·卡波特作为“海上将军”代表政府航行寻找陆地,虽未到达原目的地中国,但于1497年到达了加拿大纽芬兰,为后来在纽芬兰、弗吉尼亚等地建立殖民地、垦殖区和渔业区奠定了基础,并相继在北美扩建殖民地;1578年,弗朗西斯·德雷克完成了世界史上第二次环球航行,发现了南美的合恩角,而这个地点和南极洲之间的海域则被命名为德雷克海峡。航海探险为王室收获了价值50万英镑的金银、财宝和香料,这相当于王室一年收入,女王亲自登舰祝贺,德雷克也被封为爵士;经过在皇家海军的实践积累,库克在1766年获委任为“HMS奋进”号司令,1769年4月13日抵达位于大洋洲的大溪地,1769年10月6日抵达新西兰,1770年4月19日抵达澳洲大陆东南方海岸,为英国向澳洲、新西兰移民、建立殖民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基于其对航海技术的贡献,1776年2月当选为皇家学会院士。
        宗教与政治改革
        都铎王朝统治初期,教会掌握着英国约三分之一的地产,所拥有的财富约占全国总财富的五分之一左右,但受到罗马教廷控制,罗马教廷不仅从英国赚取大量钱财,而且还干预英国的宗教事务,随着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思想的传播,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反教会情绪日益高涨。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对世界的认知。在经济上,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夺取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逐渐强大起来的专制王朝则力图把教会作为专制王权的统治工具。在政治和经济诉求的双重推动下,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代进行了宗教改革,打破了教皇对英国的控制,确立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也成为推进航海、海外殖民的动力。一是为了获取财富而殖民;二是追求宗教理想而殖民。
        君主专制制度适应了英国统一、商业发展和航海探险的需要,也培养了资产阶级土壤。早期的上院和下院制度在商业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议员逐步形成了贵族资产阶级、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繁琐的天主教仪式和豪华的生活,长期与天主教进行斗争,逐步打破了天主教教阶制,贯彻一般信徒与教牧人员平等的原则,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精神,为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经济上,英国的社会逐步资本主义化,为政治改革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的爆发直接推动了没有流血和牺牲的资产阶级改良,建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其特有的国情决定了英国由革命向改良过渡的道路,并且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成功,为其航海战略、殖民地扩张奠定了政治基础。
        科学与技术、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
        英国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成就是其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其殖民地扩张与海权控制模式形成的重要动力。
        百科全书式“全才”科学家牛顿。1687年7月5日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牛顿对科学贡献的代表作,标志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科学发现不仅带来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命,它还完全改变了政治、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教导人们做出冷静的思考和无偏的推理。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1776年3月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亚当斯密积极倡导“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促进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强调政府在巩固国防以防止外力的侵犯、建立司法组织以维持社会治安与公平、建立公共工程制度以补救私人企业之不足和建立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的作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彻底抛弃,也促进了英国对殖民地掠夺、奴隶贩卖模式的重大调整。
        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技术积累,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作业的时代,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变革,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登上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1814年,世界上第一个蒸汽火车头在英国诞生;1830年,蒸汽机车开始在世界上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上奔跑;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金属制品、棉纺织品和铁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2/3,造船业、铁路修筑都居世界首位,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0%,英镑成为国际货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引领当时世界的潮流。
        船舶、航海技术与管理技术发展。英国的航运业和海军实力的发展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高。通过技术创新,建造了大型四桅帆船军舰,1578年,威廉·伯恩设计了潜水艇的原型,虽未付诸实践,但显示出为提高海军实力所作的创新。航海技术方面,1731年英国发明了八分仪(取代直角规和戴维斯四分仪),1735年英国人约翰·哈德森在海洋发现理事会的资助下发明了航海经纬仪,1757年由八分仪改进得到六分仪,使得纬度的计算更加精确,对航海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结合工业革命的成就,英国1772年建造了第一艘铁船,英国蒸汽船在商业运输中逐渐取代了帆船。工业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海运提出的巨大需求,使专业化的油轮、散货船得到发展,而技术进步进一步巩固其海运业竞争力,使海运成为19世纪英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运力规模占世界的一半,庞大的船队一方面支撑了其移民、殖民地对海运的需求,同时带来了巨额收入,推动了钢铁、煤炭和纺织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同时,英国十分重视海运管理,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对今天海运发展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例如,英国自19世纪30年代起建立起正式的海运企业,大量资金投入到船坞和港口建设,形成了完善的海运体系与网络。通过与铁路网络衔接,英国建立起了世界最早的全球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建立技术标准,提高海运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和管理。1845年起开始对远洋船舶船长和甲板部成员进行从业资格考核,1850年后航海日志必须被保留,1854年起沿海船舶的甲板部船员也要接受检验,1862年起轮机部船员也要求有从业证书才能上岗。创新构筑航运保险体系,劳埃德船级社获得特殊的地位,使英国庞大海运船队在伦敦都有保险,并促进伦敦成为货币兑换、保险理赔、商品交易、船舶租赁的中心,实现了金融与海运的相互促进。
        海军发展与殖民地扩张
        为了实现海洋战略,英国始终把海军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相对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早期英国的海上实力并不强大,难以与西班牙海上舰队相匹敌。因此,英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海军,同时积极利用海盗发展海上力量。海盗头子德雷克、豪金斯和雷利等人组织的海盗集团在海上袭击、拦劫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与西班牙进行海上争夺,依靠远程火炮战船和先进的配弓箭船舶,一举击溃“无敌舰队”,大大提振了本国士气,使西班牙海军从此一蹶不振;1651年、1660年和1663年通过三次颁布《航海条例》,引发三次英-荷战争,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均取得了胜利,使荷兰“海上马车夫”彻底失去了海上霸主地位,扫清了崛起之路上的一大障碍;在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与欧洲陆上强国法国争夺海上霸权,主要经历了英格兰王位继承战争、三十年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等,战争均以英国胜利而告终,成为主要的船运国,以1763年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为标志,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强国。以1815年《维也纳和约》为标志,英国在海洋上完全战胜了法国,从而确立了其全球的海上霸主地位,并依托工业革命的经济成就和蒸汽船的技术优势,海军长期保持“两强标准”。
        至20世纪初,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尽管英国较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航海战略起步晚,但英国所占份额最大。1914年,英国领地达3350万平方公里,人口3.9亿人,相当于英国本土土地的137倍多、人口的8倍多,成为世界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世界工厂,是真正的海上霸主——“日不落帝国”,英国开创、推行的相关技术标准、规则对世界海运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依然有重要影响。
        殖民地扩张与海权控制模式
        英国早期航海战略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相似,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就,英国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海运强国模式,逐步形成了殖民地扩张与海权控制模式,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参与奴隶贩卖过渡到废弃并打击贩卖奴隶。贩卖奴隶是早期航海获取巨额财富的重要手段,一度成为最大的贩卖奴隶者,1670年~1676年英国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奴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英国从黑人奴隶的贩卖中攫取了巨额的血腥利润。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奴隶制运动逐步兴起,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基督教人道主义、道德;二是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直接在理论上否定了经济合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使黑奴贸易逐渐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工业资本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自由雇佣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外市场;三是奴隶本身的反抗,包括消极怠工、逃跑和暴力反抗等。《国富论》出版7年后,反奴隶制运动在英国已成规模,并成立了“废除奴隶贩卖委员会”,推动1833年8月23日通过废奴法案。1834年8月1日,大英帝国下的所有奴隶全部解放,并派出一支特殊的船队,专门在运送奴隶的航线上巡逻,打击贩卖奴隶活动,并与其他地方的反奴隶制协会一起合作,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废除奴隶制,废奴外交持续数十年。
        二是从重商主义过渡到自由贸易。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强调国力是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提倡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重商主义是早期航海殖民地掠夺、奴隶贩卖模式的理论基础。英国也长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依托航海探险、航运和海军的成果,通过在纽芬兰、北美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成立俄罗斯公司、东印度公司、通商公司和哈德孙湾公司,在印度建立商站,垄断在欧洲加大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联系,还通过贩卖奴隶获得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开发殖民地种植业,为英国赢得了巨额贸易收入。不惜引发与荷兰的战争,制定《航海条例》追求“以自己的手段为自己服务”的海运保护政策,到18世纪中期,英国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已控制在英国商人手中。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人们一贯认为正确的政策被理论上证明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为航海贸易政策调整提供理论基础,英国适时调整法律,逐步转向鼓励自由竞争政策。在贸易政策上,由武力征服、垄断贸易,逐步转为依托武力后盾和经济、技术优势,在殖民地和全球推行对自己有利的自由贸易,构筑了革命性的商业交换体系,这一交换体系利于贸易参与者的繁荣。与原来的殖民地掠夺贸易相比,减少了争端和战争风险。在海运上,1852年英国废除了极具保护色彩的《航运条例》,鼓励通过自由竞争的航运业为本国的经济与贸易服务。1875年在英国到印度加尔各答航线上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班轮公会。
        三是对殖民地由直接统治转向间接统治。早期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管理方式基本相同,即将其与本土区别对待,向殖民地派出代表国王的总督或副王,尽力将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宗主国结为一体,大力灌输宗主国的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紧密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受到遏制和监管,被迫种植宗主国需要的单一经济作物,矿业高度发达,但其他工业发展停滞,甚至连农具和衣物等基本消费品也无法生产,宗主国从殖民地无偿或低价输出产品。工业革命时代到来后,传统的以蔗糖、烟草和奴隶为主的殖民贸易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国家对棉花、羊毛、燃料、铁、铜、锡、煤炭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取代了对农业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在本国之外开辟市场,以消化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英国在北美独立之后的殖民政策转向“间接统治”,使殖民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达到自立,形成自治殖民地(自治领、海外省和海外领地等),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当时,英国宣称有14个海外领地,包括安圭拉、百慕大、英属南极领地、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蒙特色拉特岛、皮特凯恩群岛(亨德森岛、迪西岛、奥埃诺岛)、圣赫勒拿(阿森松、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阿克罗蒂里和德凯利亚和特克斯与凯科斯群岛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爱尔兰等是早期的自治领地。在非洲和印度,英国仍保留了许多原有的土邦国,在被划为英王直辖殖民地的地区,也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乡村等行政机构,并任用当地人为次级地方官员,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也得以保留和传授。英国的统治方法改进无疑更加有利于长久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并使其在独立之后仍愿意与英国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
        海权控制与制衡机制
        英国利用海上霸主地位和海上运输规模大、成本低优势,以24万平方公里国土、不足5000万人规模,驾驭3350万平方公里领地、3.9亿人口,与其殖民扩张和海权控制模式、全球制衡机制密不可分。
        五个战略钥匙锁住全球海运通道(英国费希尔海军上将:“五个战略钥匙锁住了全球”,这与美国控制16个通道有所区别)。作为世界第一海运需求、船队大国,成为英国皇家海军最重要的补充,反过来又为这个商船队提供保护。基于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咽喉要道多佛、直布罗陀、好望角、亚历山大和新加坡构筑了五大基地,并辅以全球殖民地的支持,追求将敌对国家商船队驱逐或只允许其在特定海域出现,并通过控制海洋这一广阔的公用地,封锁进出敌对国的商业通道,实现了对世界海运通道的控制;为维护对其有利海上贸易,英国动用海军力量打击海盗,维护海上治安,得到海军力量较小、无力维护自身海运贸易通道安全国家的欢迎;随着其技术的不断进步,英国逐步建立了电缆通信网络,将海上各种基地有效连接起来,实现了信息传递的优势,并利用这一优势进一步加强对世界海运通道的控制。
        海上制衡机制。虽然拥有强大经济力量和海军力量,相对于庞大的帝国,为以最小的代价维护自身受益最大的世界秩序,一方面通过控制海上战略基地,形成海上贸易、殖民地扩张、海运船队和海军发展四者互动,提供经济支撑力;另一方面,英国积极推行海上制衡机制,通过相互制衡控制区域秩序。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成本,实现了每年人均1英镑的国防开支,维持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在欧洲,积极斡旋于欧洲大陆各国,以建立所谓的“协调的欧洲”,同时避免与欧洲其他国家结盟,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实现“光荣孤立”;对于非洲、拉美和亚洲日渐衰败的王国,一手紧握与英国进行海上贸易可以获得商业利润的胡萝卜,另一手则是坚船利炮的大棒;对于白人定居殖民地,由于社会稳定,主要采取贸易政策,并辅以相当的海上力量维持均衡。
        无奈的退出与衰落
        经济实力的挑战。英国早期创新发展和率先工业革命使之获得了庞大的殖民地和强大的经济力量,新一轮工业革命成就使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崛起,竞争力的不足,使英国贸易政策趋于自我保护,《进口关税法》意味着英国实行几个世纪的自由贸易原则被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的终止,标志着英国的经济衰落,衰落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陆权崛起与海权优势相对衰落的大趋势。随着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推动,美国、德国、法国和东方的日本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同时工业革命也使陆上交通发生了根本变化,陆上资源得到极大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海运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下降;铁路运输极大提高了陆上的机动能力,海上运输规模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有所减弱,与海上封锁的经济巨大投入相比,对陆向大国经济的冲击效果大打折扣;科技发展与工业革命使陆权迅速崛起,岛国的海权优势开始衰落,并逐步让位于陆海统筹的国家。二是英国自身内部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英国崛起得益于其政治改良、宗教变革、文化科技成就和工业革命,但巨大成就也成为其进一步制度和技术创新的障碍,首要的就是其文化中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社会因素,如王室制度,贵族阶层影响较大,这使英国社会比较保守,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方面存在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倾向;阶层固化和广大低层工人阶级遭受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力革命,但这些矛盾斗争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第二轮工业革命中,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工业得到快速发展,而英国此时70%的资金投向殖民地,本土投入明显不足,科技成就已被超越,在技术上没有及时改造技术装备,逐渐丧失了工业领域的垄断地位,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地挤进国际市场,英国失去了工业霸主的地位。三是英国大量人口移民海外。人是英国原来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殖民地的扩张和国内阶层固化环境,使大量富有创新、冒险精神的中低层人口移民海外,导致本土劳动生力军缺乏。大量殖民地英国血统人口逐渐脱离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成立新的国家或政权,英国孤立海外的殖民地的相继独立,既损失了广阔的地域(包括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又损失了大量英国血统人口。两次世界大战英国虽是战胜国,但国力受到沉重打击。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标志着英国对海运通道的直接控制力和影响力丧失,她或是留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发挥影响力,或是与欧洲盟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国际单元,英国均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海运强国。
        新形势下英国海运
        尽管英国的船队规模、港口吞吐量等指标已不在世界前列,但仍积极依靠发展史上所形成的积累发挥着影响力,伦敦仍是世界航运中心,聚集着航运业的高端业务集群并享有重要话语权。IMO(国际海事组织)、ISF(国际海运联合会)、ITOPF(国际油轮船东防污染联合会)、CENSA( 欧洲和日本国家船东协会委员会)、SA(救助协会)、BE(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ICHCA(国际货物装卸协调协会)、IACS(国际船级社协会)、P&I(保赔协会)、MTCOF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海上运输委员会)、INMARSAT(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等组织的总部均设于伦敦。这些组织在海运法规制定、行业监管、保护航运相关方利益方面有重大影响力。在船舶经纪、航运金融、船舶保险、法律服务等高端航运服务业,伦敦都占据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本国国力下降、航运基础服务业务的转移及其他港口的迅速进步,伦敦也感到一定的危机。通过船舶吨税的改革、《伦敦航运服务业的未来:促请行动》等文件的发布,英国希望能够重振航运业,进一步扩大本国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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