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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福:我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

新闻来源:中国船检    浏览量:727 李振福 2018-01-30
        改革开放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大国,并已经逐渐走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同时也面临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任务。自由贸易港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无疑是自贸试验区发展模式的一大飞跃,将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将进一步加大,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
        自由贸易港的起源与发展
        自由贸易港是指全部或者大多数外国商品可以免税进出口的港口,划在一国的关税国境之外。国家开辟自由贸易港可以增加转口贸易,从中获得各种贸易费用,扩大外汇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港的概念最早产生于欧洲。1547年,意大利正式将热那亚湾的里南那港定名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贸易港,从事单一的转口贸易。随着大航海时代航运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二战之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复苏,自由贸易港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功能也在不断扩充,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它的发源地欧洲传到了世界各地。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自由贸易港和2000多个与自由贸易港有相似内涵和功能的特殊经济和自由区。
        随着时代的变化,自由贸易港也由早期单一的“转口贸易型”进一步发展出了“工商型”、“旅游、购物型”和“综合型”等紧跟时代步伐的类型。
        首先是“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这类自由贸易港主要分布在西欧地区,以德国的汉堡港和英国的利物浦港为典型代表,属于第一代自由贸易港。通过这种“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货物的贸易不直接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进行,而是通过将货物运往第三国的自由贸易港,由第三国易手进行买卖。这类自由贸易港为遭遇反倾销的国家提供了有效躲避贸易制裁的途径。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体的形成使得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税壁垒正在消除,导致“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的功能地位受到了冲击。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这类自由贸易港为了生存,一部分升级为第二、第三代自由贸易港,另一部分则在一体化的浪潮中选择取消自身自由贸易港的定位。
        以德国汉堡港为例,汉堡港作为德国重要的港口,在1888年就正式确立自身自由贸易港的定位。因为优异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关税上的优惠,汉堡港的经济发展稳步向前从未停止,直到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才放缓。随后汉堡港伴随“经济奇迹”恢复生机,并成为德国最大港和货物集散中心,在当时享有“欧洲门户”、“世界市场”的美誉。但是近二十年来,欧盟关税一体化、内部市场一体化,WTO框架下多边及诸边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欧盟和其他国家双边贸易协定等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欧洲自由贸易港的生存环境,使得自由贸易港的传统功能——国际货物的免税转运、储存和加工,在如今的海关条款和航运发展新阶段之下,已经部分丧失了。这种情况下,为了顺应时代变化和市场需求,一向是自由贸易先驱的汉堡市率先废除了汉堡自由贸易港,从2013月1日开始,欧盟关于海关港口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整个汉堡港,汉堡自由贸易港正式完成其历史使命。
        其次是“工商型”自由贸易港。这类自由贸易港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地区,以巴西的马瑙斯港和罗马尼亚的苏利纳港为代表,属于第二代自由贸易港。因为二战之后加工制造业对场地和交通运输网络有更高的要求,使得第二代自由贸易港突破了空间限制,选址更为广阔。区位上由港口码头向港口腹地延伸,功能上由原有的“转口贸易”的功能扩大到既能促进贸易发展又能促进工业发展的方向,建立成为“工商型”自由贸易港。这种自由贸易港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周边的经济发展,增加外汇收入,并有效改善当地的就业情况。
         以罗马尼亚的苏利纳港为例。苏利纳是多瑙河注入黑海的3个入海口中最重要的一个,得益于它天然的地理位置,早在1840年俄罗斯与奥地利在圣彼得堡签署协议,将苏利纳确定为多瑙河自由贸易港。因为其自由贸易港地位的确立,使得它成为了欧洲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人口数量激增,城镇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快速发展,使其享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但是过快的发展导致多瑙河出海口的通航压力增大,航道日益堵塞,通航萎缩,限制了苏利纳港的发展,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利纳遭遇盟军轰炸,城市60%建筑毁于一旦,港口一度关闭。在1978年重新开设后,苏利纳继续作为自由贸易港,除允许一般业务外还允许外商在港内开办加工、生产、销售性的独资、合资企业,并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虽然在自由贸易港的相关政策下,现在的苏利纳港每日依旧繁忙,但是却远没有过往作家笔下的那种繁华景象。
        接着是“旅游、购物型”自由贸易港。这类自由贸易港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地区,以委内瑞拉的马格里塔港和哥伦比亚的圣安德烈斯港为代表。这类自由贸易港由于所在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并且产业结构多以与旅游购物有关的第三产业为主,使得自由贸易港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回笼货币、弥补国内商品短缺等缺憾,补充以“旅游、购物”为主的功能,建立“旅游、购物型”自由贸易港,以达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马格里塔港和圣安德烈斯港等“旅游、购物型”自由贸易港,得益于所在地区的自然风光,大力发展与旅游有关的相关产业。圣安德烈斯岛气候宜人,拥有诸多天然海水浴场和名胜古迹风景,供游客疗养、休假、游玩,再加上廉价的商品供应,使其正在成为具有极强吸引力的“购物中心”。马格里塔港则在发展“旅游、购物型”自由贸易港方面更加彻底,它既不从事出口加工制造业,也不经营转口贸易,主要通过出售廉价畅销的商品发展商业和旅游事业,每年马格里塔吸引的旅游者达300多万人。“旅游、购物型”自由贸易港为缺乏手工业制造的地区,提供了有效的经济促进手段。
        第三代自由贸易港
        这类自由贸易港称为“综合型”自由贸易港,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以中国的香港港和新加坡港为代表,是第三代自由贸易港,由早期自由贸易港的功能进行扩展,当扩展到促进工业、贸易、金融、旅游等多方面的发展时,其形态就转为“综合型”自由贸易港。借助于港口所在地区优异的地理位置,自由贸易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综合”的作用,适应国际经济、贸易、航运和物流发展的要求,逐步走向国际物流中心,充分带动港口所在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中国的香港港为例。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抢占后,作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航运枢纽,于当年6月被正式开辟为自由贸易港。早期的香港自由贸易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贸易额占到了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80%以上。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受到全国解放、东南亚排华、对华禁运等一系列的影响,香港的转口贸易一落千丈。为了扭转颓势,香港完成了从转口贸易向加工贸易制造业的转变,转变成为“工商型”自由贸易港。60年代至70年代,香港借助区内外有利因素,紧跟时代步伐,迅速地由“工商型”自由贸易港,发展成为目前包括工业、金融、建筑、旅游、对外贸易、转口贸易、海陆空运输等业务的“综合型”自由贸易港。现在,香港自由贸易港得益于背靠大陆的地理位置优势、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以及当地政府有利的政策引导,依旧展现出无限的活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世界自由贸易港经过几代的发展,受到国际关税、非关税障碍和国家海关安全威胁的问题的影响,在区位上呈现由发达地区逐步向经济落后地区扩展,功能上呈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趋势。
        自由贸易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呈现出了一些复杂的情况,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港出现了关闭、衰落或更名的情况,但是在整体上自由贸易港依旧呈现出发展的态势,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适应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的需要主动增辟或拟议建立一批自由贸易港。例如欧洲地区在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后,关税主权从民族国家让渡到欧盟手中,使得欧洲的自由贸易港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因为主权观念的引导,依旧将自由贸易港视作一种促进国际贸易的联系方式和政策工具。
        同时,为了增加自由贸易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港口的竞争力,自由贸易港充分发挥其所在地区的政策优势,在功能形态上加以创新,不仅仅发展贸易,而且发展工业、旅游业、科学技术和其他事业等,成为具有综合能力的自由贸易港。例如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其通过特别的优惠政策和科研环境,创办了科学技术园区,吸引外国公司在园内从事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以便加速资讯科技发展,促进工业发展和技术更新,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智慧岛”。
        自由贸易港:让中国更深入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11月10日在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是在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多次暗示要退出WTO后,中国做出的有力回应。众所周知,WTO是由美国倡导发起的经济组织,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不发达国家加入到了WTO中,这严重影响到了美国本身的利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在WTO对于美国来说只是弊大于利,大量美国本土企业纷纷去海外投资,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加剧,国债高启,促使美元贬值,进而丢了美国人工作的饭碗。
         于是在美国已经开始尝试与北美国家重新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中国现阶段开始力推“自由贸易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可以预防WTO体系一旦“崩盘”带来的一定冲击。而且新的尝试也是对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适应。另一方面,还可以估算政策实行后能够给城市经济带来的正向冲量。
        目前,我国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是香港,其发展经验,对大陆地区发展自由贸易港的类型、要求以及措施提供了借鉴。
        首先是发展类型。结合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实力,我国不能单一地发展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第一代自由贸易港,或是仅仅增加了“工商性”的第二代自由贸易港,而应该在现有条件下建立将工业、 贸易、金融、旅游等多方面综合的第三代自由贸易港,同时紧跟第四代港口的发展契机,力争开创第四代自由贸易港。
        其次是发展要求。自由贸易港政策对港口当地带来最直接的促进就是“外贸升级”,而第三代自由贸易港则更会从经济、就业等多方面促进港口城市发展。也因此,发展自由贸易港的城市以及港口是存在一定要求的。结合世界上发展较为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分析得出,有资格申请自由贸易港的城市,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特征,一种是拥有自贸区、港区和大型集装箱码头,另一种是拥有保税区、港区和大型集装箱码头。而现在,国内有这个资格的城市就只有上海、深圳、广州、宁波-舟山、厦门、大连、天津这几个城市。
        最后是发展措施。结合我国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类型以及发展要求,发展自由贸易港是一个庞大的联结系统,我国要建立自由贸易港,就要从与自由贸易港有关的政策、制度、法律、文化入手,并充分利用现阶段的准自由贸易港来达成建设我国自由贸易港的目的。
        其一,自由贸易港需制定一套统一完整的优惠政策,以充分吸引外商和外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国加大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不光解决了我国在供给侧改革时产生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为外商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如果要保障自由贸易港政策的实施,那么首先就要保障自由贸易港的政策条件优于周边港口。同时,现阶段的自由贸易港是以工业、贸易、金融、旅游等多方面综合的第三代自由贸易港,所以我国的自由贸易港政策也应该包含这些方面:建立优惠而稳定的税收政策;建立长期稳定、透明度高的经济政策;建立灵活且有保障的金融政策;在法律的约束范围内,尊重外商的生活习惯。
        其二,自由贸易港需制定一系列统一完整的制度体系,以保障自由贸易港制度的权威性。自由贸易港作为对外贸易的平台,应当是十分具有效率的,参考香港的自由贸易港,香港港口素以效率高见称,设施全部由私营公司投资、拥有和经营,各营办商积极引进新的货物管理技术,增强处理效率,而政府的角色是负责制订长远的策略规划,提供所需的基建配套。所以以保障我国自由贸易港高效率为目的,需要制定便捷高效的自由贸易港管理制度,同时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海关制度,以简化过关手续等。
        其三,自由贸易港需制定一套完整的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津体系。由于自由贸易港所在的区域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特殊区域,是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经济形式的组合,又是各种生产关系的组合,所以要将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纳入统一的规范下进行,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法津体系来保障实施。同时,为了保障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需要尽可能在结合中国实际的情况下,衔接国际通行惯例与国际自由贸易港法律,以保障我国自由贸易港的安全与效率。
        其四,社会需要形成并加强与自由贸易港有关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自由贸易港本是欧洲在殖民主义时期的产物,通过大航海时代西方列强的一系列扩张传到了亚洲。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仅保留了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自由贸易港”政策,而大陆地区仅仅建设了与自由贸易港功能类似的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等。这很大程度上与国内的普遍观念有关,对自由贸易港与主权之间的概念模糊不清,需要通过文化的学习对观念进行一个彻底的改变。同时,由于大陆地区初涉自由贸易港,所以民众的文化认同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保障自由贸易港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其五,利用我国现有的准自由贸易港加快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目前,我国已建立的保税区、贸易加工区等准自由贸易港,这类准自由贸易港大多是由港口的功能上建立起来的,它同港口的吞吐能力、仓储条件、管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但是现阶段,我国的保税区却因为物流业务结构、海关效率低下以及国家税率下调等诸多因素,陷入经营困境。因此以保税区为代表的准自由贸易港需要转型,而其中一部分则可以在自由贸易港的建立浪潮中,以现有的设施为基础,与港口进一步结合,转型为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这样不但可以有效促进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同时还可以有效节约自由贸易港建设所需的资源。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贸易大环境下,为了保障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正常进行,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建立除香港外的自由贸易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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